刘震云：“写作的过程就是一个自我心理治疗的过程。”

  刘震云从15岁开始进入写作之列，那是1974年，他刚当兵。那个年代农村孩子没什么出路，整天在家里吃高粱面，苦，因此当兵对一个孩子是特别好的差使，当了兵，再努努力，提了干，就可以回家找媳妇。刘震云当兵时第一次见到火车，觉得那场面特庄严，火车开动放气时的样子，“呜——”真好。排长是老兵，问他想家吗，他心想有白馍吃还想什么家啊。那时候拉兵的火车全是闷罐子，没厕所，都是第二天早上车门拉一条缝，排着队撒尿，他在移动的物体上撒不出来，排长让他排最后，结果一转身，他对着排长撒出来了，尿了排长一裤子。排长跟他急了，说刘震云我算是认识你了，他告诉排长说我有点想家了。

    刘震云当兵是在甘肃一个大戈壁滩上。他的一个新兵朋友是他到目前为止遇到的为数不多的智商特别高的一个人。一上火车就开始写诗“新家安在长城端”。刘震云感慨道：“在我撒不出尿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写诗了，可见比我聪明到何等程度。”

 他朋友说，你别跟他们弄了，你跟我学写东西吧。刘震云说，跟你学写诗啊，成啊。就这么着，他开始写诗。

    他的朋友在几个月后跑了。一开始认为他叛逃，那天晚上正睡觉呢，部队紧急集合，团长说：“投降就让他投降，不投降就让他灭亡。子弹，上膛！”一个团的兵力布置在边境线上，最后突击了一天也没找着。因为他的朋友回家了。

    有一次刘震云去他村里看他，发现他在家里摆了好多书。村里人都说他疯了，农村孩子老不下地干活，在家看书，不就是疯了吗？过了几年，听说那朋友杀了人。起因是女朋友也说他疯了，找了另外一个男的，他朋友“咣当”一锤下去把那男的砸死了。公安局审讯他朋友。一堂审下来，把公安人员的脑袋都弄大了，说没见过这么疯的人。问他一句话，他能说上几十句，语速特别快，都是《资本论》上的话。县公安局的人哪知道这种语言，纷纷嚷道：“他疯啦——”

    刘震云最后总结说，是一个疯子把他领上了文学道路。但对他写作影响最大的人是他妈妈。

    刘震云的母亲不识字，但她觉得写作是件简单的事。她在镇上卖过酱油，那时开始学字。酱油店旁边是个书店，她去抓了一本书开始看，一抓就是鲁迅的书。后来她知道儿子以写作为生，聊天时就说：“你现在也写东西？这工作不难。”刘震云说：“我觉得挺难的。”

    母亲说：“鲁迅在写东西的人里边算是一大个的吗？”刘震云说鲁迅可成啊，好多人都觉得他写得挺好的，把他当祖师爷。母亲说：“嗨，那写作这东西太容易了，我看过他的书：后园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我都能写出来，我就是识字少，那有什么，我卖酱油，一个是酱油缸，另一个也是酱油缸。很容易。”

   回望自己的漫漫写作路，刘震云下了定论：“作家不是吃青春饭的人。” 

    在刘震云看来，一个好作家要读好两本书，一本是书架上的书，一本是生活之书。“生活需要随着阅历的增长一点点来品尝，同样一句话、一件事、一个人，20岁和40岁、50岁的感受都不一样。”他坚信，作家需要生活、见识、感悟的积淀。“一个人胸怀只有越来越宽广，越来越宽容，越来越善良，你对世界的认识才会越来越深入，你的目光才会到达过去没有到达的那些黑暗的地方。”

    尽管如此，刘震云还是承认，现在再看《新兵连》、《一地鸡毛》、《温故1942》等旧作，还能有温暖的感觉。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刘震云有时会突然发觉，自己已经50岁了，“但我做的还是20多岁时做的梦，那时候我的外祖母还在，我经常梦见跟她一块儿过中秋节。在我家的院子里，枣树上面的月亮那么大，那么明亮，我觉得我特别幸福。”

   他不是很在乎穿着，他的衣服好像大了一码，看上去总有点拖泥带水。他也不讲究发型，他的头发总是随意的从中分开，冒出刚刚洗了飘柔的光泽。

    在人群中，他总散发出来一种“悻悻然”的气味，然而，一旦处于朋友圈中，他又变得格外积极，容易兴奋，爱讲笑。

    但最有趣的，还是他的腔调。他说话有一种故意的不诚恳，刻意的荒诞和非常明显的举轻若重。他这么说话似乎只有一个目的：你千万别把我说的当回事。